摘要:這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國度?與中原文明有著怎樣的淵源與聯系?
近日,國家文物局發布的“考古中國”重大項目,將兩千多年前的一個神秘古國呈現在人們面前。
在許多人印象中,有著彩云之巔美譽的云南,是少數民族聚集的歌舞之鄉、風景迤邐的旅游勝地,但很少有人知道,這里也蘊藏著悠久歷史和燦爛的文明——兩千多年前,誕生于滇池沿岸的滇國就是其中之一,但司馬遷將其載入史冊不久,這個西南邊陲古國就銷聲匿跡了,像一個亙古的傳說,再也沒有被正史所提起。
那么,這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國度?與中原文明有著怎樣的淵源與聯系?
莊蹻入滇與“滇王自大”
上古時期,滇池一帶生活著很多自稱為“滇”的部落。
滇國,則是從戰國時期一直延續到漢朝的區域性政權,歷史上屬于“西南夷”的一部分。
在司馬遷筆下,滇國以滇池為中心,東面是夜郎國,北面是邛都國,西面是以洱海為中心的昆明國。
公元前278年,楚國國君為擴大自己的勢力范圍,派遣大將莊蹻攻取了巴郡、蜀郡和黔中郡以西的地方,并進入滇池地區。但此后不久,秦國征服巴蜀,截斷了莊蹻的歸路,莊蹻無法與楚國取得聯系,只好融入當地部落,自立為第一代滇王。
一百多年后,張騫出使西域回到長安,向漢武帝講述了身毒國(印度)的種種神奇,并提出建議——如果能避開匈奴的勢力,在西南方向打通去往身毒的道路,對漢朝有利無害。
漢武帝采納了張騫的建議,派使臣出使身毒國。但是,當使臣經過滇國,滇王嘗羌留下了他們,并派出十余批到西邊尋找道路的人,但是尋路之人全部被昆明國阻攔,沒有人能到達身毒。
由于對中原知之甚少,滇王發出了與夜郎國類似的疑問:“漢朝與我的滇國相比,哪一個更大呢?”
一枚金印揭開“古國之謎”
《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西南夷中的勞浸、靡莫屢次侵犯漢朝使者和吏卒,西漢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漢武帝調撥巴蜀的軍隊攻滅了勞浸、靡莫,大軍逼近滇國。
由于滇王開始就對漢朝懷有善意,因此沒有被誅殺。他表示愿意歸順,請求朝廷委派官吏,自己進京覲見。于是,漢朝把滇國設置為益州郡,并賜給滇王王印,仍然統治他的百姓。
此后,滇國就極少被人提及。由于缺乏更為詳實的史料,這個古老的國度是否存在過,不斷引起人們的懷疑——如果真的存在過,它的都城在哪里?又是如何消失的?
正當人們一籌莫展時,一系列考古發現,開始為古滇國的存在提供實物證據。
1955年,云南省博物館派出專家組成的考古隊,首次對昆明市晉寧區石寨山進行發掘。
第二年,更大規模的發掘開始了,用兩個月時間清理了20座古墓葬,其中在6號墓出土了滇王之印。這件文物通體用黃金打造,形制是古代諸侯王才有資格使用的龜鈕蛇身。滇王金印的出土,不僅印證了漢武帝授滇王王印的記載,也使滇國王室浮出水面。
此后,石寨山、李家山、金蓮山等古墓葬群,出土了;€~案、貯貝器、祭祀銅扣、銅戈、銅矛等大量具有古滇國文化特征的青銅器皿。例如,青銅貯貝器頂端精美的場景再現式造型,就展示了有別于中原地區青銅器形制的獨特文化風貌。
而位于李家山、古寨山、金蓮山三角中心地帶的撫仙湖地區,有一個流傳甚廣的傳說:撫仙湖原本是一座城池,因為地質災害塌陷形成湖泊,城市也隨著地表下陷沉入湖底。
2001年、2006年,考古隊進行過兩次撫仙湖水下勘探?碧浇Y果顯示,水下確實有一座古滇聚落群,區域面積約2.4平方公里,且分布有大型建筑物。其中,一座高臺式建筑,殘高19米,一條底邊長90米,共有五級臺階,整座建筑均用石材建成,雕有人工鑿刻的符號、幾何形圖案、人面紋圖像,但其建筑年代尚無法確定。
專家推測,該聚落整體下陷,與兩千多年前的澄江大地震有關。
郡守、滇王雙重治理體系
前不久,國家文物局在“考古中國”重大項目發布會上通報的昆明市晉寧區河伯所遺址發現漢代建筑遺跡,出土大量封泥、簡牘,為確定西漢益州郡郡治、古滇王國都邑提供了重要依據。
實際上,早在2008年至2010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就通過與國外高校合作,對滇池東南岸進行過系統性調查,認為河伯所遺址很可能就是滇國都邑所在地。
從2014年開始,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對滇池東南岸進行大范圍考古調查,發現地下堆積“水域+臺地”相間分布,具有城市功能的空間架構格局,初步確定了河伯所遺址群的大致范圍。2019年10月,河伯所遺址被國務院列為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調查發現,漢朝時期,滇人生活的地面比現今的滇池水面低3-4米,這意味著滇池周邊的陸地面積比現在更大,反過來說,就是當時滇池遠沒有現在水面寬闊。
在90號灰坑發現的滇國相印、王敞之印、田豐私印等封泥,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史料記載的缺失。此外,2021年、2022年在晉寧區上蒜鎮第一小學附近的兩次發掘,出土了包括益州太守章、同勞丞印、建伶令印、宋虞之印、君馮私印在內的500多枚封泥,“滇池以亭行”“建伶長”“始元四年”等200多枚帶漢字的簡牘。
史料記載,漢武帝在全國設立了十三個刺史部,益州部下轄蜀郡、健為、朱提、越巂、牂牁、建寧、永昌、漢中、廣漢、梓潼、巴郡、巴東、巴西、益州等郡。
封泥作為信件的封緘,代表著信函文書往來的對象。滇國相印、益州太守章等封泥和簡牘,說明漢武帝在設立益州郡、賜給滇王王印的同時,也設立了滇相,滇國既有滇王“復長其民”,又隸屬益州郡管轄,建立起郡守、滇王雙重治理的行政管理體系。
2021年,石寨山墓葬群發掘因“具有重大的科學研究價值、在國內外產生過重大的社會影響、在中國考古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被列為“中國20世紀百項考古重大發現”之一。
出土滇國相印封泥的河伯所遺址,距離石寨山墓葬群僅700余米。
融入中華文明歷史長河
大量文物表明,除了受楚文化影響,古滇文化與東南亞的銅鼓文化也有著較深關聯,甚至有與印度洋、太平洋沿岸地區存在聯系的跡象。例如,鎏金騎士貯貝器、殺人祭柱場面貯貝器、詛盟場面貯貝器中被當作貨幣使用的海貝,就來自于海洋。
那么,擁有如此文明程度的滇國,是如何逐漸消失的呢?
根據考古發現,專家判斷石寨山墓葬群是王室墓地,李家山墓葬群是貴族墓地,金蓮山墓葬群是平民墓葬群。
其中,金蓮山墓葬群有大量20-40歲青壯年和嬰幼兒的遺骨。通過對遺骨進行DNA測試、骨骼分析,專家們排除了戰爭、地質災害等非自然死亡原因,推測他們很可能死于一場快速傳染的瘟疫,這場瘟疫過后,滇國的人口開始大規模減少。
同時,其他墓葬群出土的銅鐵結合器、漢式器物,說明滇國向西漢王朝臣服后,中原地區的銅器開始大量出現在社會生活當中,其特有的牛形青銅器等生活用品具逐漸被取代,到東漢時期,具有顯著古滇文化特色的生活器具已基本宣告絕跡。
從此,古滇國徹底退出歷史舞臺。但與其說消失,不如說融匯到中華文明的歷史長河當中,中原文明的強勢與繁榮,無疑是促進文明融合的巨大推動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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