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下五千年”到“上下八千年”

鯤鵬計劃獲獎作者,《中國新聞周刊》雜志社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今年迎來高光時刻，開始從學界進入公眾視野。這項工程迄今20年間，聚焦距今5500年至3500年的兩千年，將全國這一時段重要遺址囊括在內，以考古學與自然科學深度結合的模式，試圖解答一個問題：中華文明是如何起源的？

那兩千年是中華文明起源的關鍵階段。彼時農業和生產力迅速發展，物質財富急劇增長，社會分化加劇，隨之出現國家與王權。依照恩格斯的說法，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這一時間段內，長江流域的良渚古城、西遼河流域的牛河梁等遺址已經出現了相當發達的文化，甚至可以稱之為國家。探源工程的初步結論認為，距今5000多年，中華大地邁進文明社會。

另一個問題隨之而來。如果說中華文明形成于5000年前，如此高度的文明并非橫空出世，更久遠的根脈又在何時何地？

新石器時代早期的一系列發現中，已經出現了文明的曙光。根據當前的考古成果，八千年前后是另一個關鍵時期，有些學者稱之為中華文明的起源。隨著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的深化， “上下五千年”不僅由傳說變為考古學實證，“上下八千年”歷史大脈絡也逐漸變得清晰。

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獸面紋骨匕。圖/社科院考古所二里頭考古隊

文明起源的迷思

2002年春天啟動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由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和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牽頭，聯合20個學科、400多位學者，對中華文明起源階段進行詳細研究。這項工程以浙江良渚、山西陶寺、陜西石峁和河南二里頭四個都邑性遺址，以及黃河、長江和遼河流域的中心性遺址為重點，得出了中華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發展的大脈絡。探源研究中，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難以繞開：到底什么是文明？

長久以來，全球考古界以三個要素作為判定文明的標準：冶金術、文字、城市。上世紀80年代，“文明三要素”隨著風行一時的英國考古經典著作《最早的文明》影響至中國。而這三要素是西方從兩河流域和埃及考古中提煉出來的，那是全球現代考古學的發軔之地。中國史前社會發展模式與兩河流域和埃及不盡相同，同樣的要素在不同社會有著不同的涵義，因此“文明三要素”并不完全適用于中國。

浙江良渚遺址群文家山墓葬中布滿玉器。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一個直觀的例子，就是冶金術在東西方的不同意義。在西方，青銅冶煉技術發明后被大范圍用作生產工具和兵器，推動了農業發展和戰爭升級；而青銅冶煉技術自西亞傳入中國后，與中國發達的制陶工藝相結合，被廣泛用于禮器制造，鑄成了花樣繁多的青銅器。即便在高度發達的中國青銅時代，銅器并未對農業發展作出明顯的貢獻。

所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確定中國的文明起源標準。這一標準必然建立在中國考古發現基礎上。其中，浙江余杭良渚古城、遼寧建平牛河梁遺址等發現，提供了重要線索。尤其是良渚古城，在30年的時間里，考古人陸續發掘出高等級墓葬、祭壇、宮殿、水稻、城墻、大型水利工程等，一個距今五千年前后的發達聚落完整浮出水面。

在這些發現的基礎上，2018年，探源工程專家組將文明標準定為四條：生產力方面，農業和手工業有相當程度發展；社會明顯分化；出現作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城市；出現王權。后來，國內學者又陸續提出一些看法，但國家、城市、王權、階級分化這幾個要素重合率頗高。

當然，不同的觀點依然存在。

2010年，河南二里頭遺址考古人員為墓葬繪圖。圖/社科院考古所二里頭考古隊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韓建業說，多數考古學家眼中的“文明”，基本是西語中Civilization一類詞的翻譯，一般以恩格斯“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這一論斷為據，多數情況下，將文明起源和國家起源當做大同小異的同一件事來研究。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馮時則從中國傳統來認識“文明”，《易傳》《尚書》中的“文明”一詞，本意是經過內心德行修養表現出的“文德”，是將人從動物世界分離出來的精神追求。因此，文明社會的狀態，應該是“人類以修養文德而彰明，而社會則得有制度的建設和禮儀的完善而彰明”。

概括來說，關于文明的認識，一種觀點重視社會發展程度，而另一種觀點重視文化成就。

韓建業贊同將兩者結合起來，他將“中華文明”定義為中華民族所擁有的“高度發達、長期延續的物質、精神和制度創造的綜合實體”。這一觀點強調，應該將中華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區分開來，文明形成以國家社會的出現為標志，而之前還有很長的起源過程。

有趣的是，不論按照探源工程提出的文明標準，還是中國傳統文獻的文明概念，兩種觀點的部分學者在八千年文明起源這個坐標點上達成了一致。

在遼寧牛河梁遺址發掘現場拼對陶片。圖/牛河梁遺址發掘與研究課題組

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如此總結他對中華文明起源、形成與早期發展的認識：中華文明距今萬年奠基，8000年起源，6000年加速，5000多年進入文明社會，4300年中原崛起，4000年王朝建立，3000年王權鞏固，2200年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區分文明“起源”和“形成”兩個概念，是文明探源研究的一項創舉。他希望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下一步深化，就是繼續上溯至八千年，進一步探究文明起源階段。

韓建業認為，距今八千年前，中國大部地區出現了秩序井然的社會和一定程度的社會分化，產生了較為先進復雜的思想觀念和知識系統，包括宇宙觀、倫理觀、歷史觀，以及天文、數學、符號、音樂知識等。這些思想觀念和知識系統傳承至今，構成中華文明的核心內涵。更進一步說，當時中國大部地區文化已經初步交融聯結為一個雛形的“早期中國文化圈”，有了文化上“早期中國”的萌芽。因此，八千年前已經邁出了中華文明起源的第一步。

八千年大脈絡

文明的起源需要天時、地利、人和。從自然環境來看，八千年前是宜于繁衍生息的時期。距今八千到六千年是氣候大暖期，當時黃河流域的氣候類似今天長江流域，長江流域的氣候類似今天的華南。

得益于溫暖濕潤的氣候，農業發展迅速，稻作農業從長江流域向北傳播到淮河流域，粟作農業在黃河中下游及燕山南北得到普及。這一時期遺址里的石鏟和骨鏟，表明農業已從刀耕火種發展為耜耕農業。農業發展使得人們定居下來，人口增長，村落增加，手工業發展，社會全面進步。

八千年前一道亮眼的曙光，無疑是中原地區的賈湖遺址。

山西師村遺址考古發掘現場。圖/國家文物局

上世紀80年代，賈湖遺址出土了一系列驚為天人的文物，比如刻劃著符號的龜甲，有的字形與甲骨文幾乎相同。賈湖遺址打開了人們的視野，原來八九千年前的生活并非原始與落后兩個詞便可概括，時人已經擁有堪稱豐富的精神生活，甚至有了精妙的樂器。

賈湖并非唯一的高地。差不多同一時期，其他地區的族群也在向文明進發。比如浙江浦江縣的上山遺址，距今一萬年，發現了中國迄今最早的馴化稻。除了水稻之外，上山文化的其他現象也頗值得關注，比如占卜、制陶技術等，浙江義烏橋頭的上山文化遺址中，就發現了距今9000~8500年的卦象符號。長江中游洞庭湖西南，距今7800~7000年的高廟遺址出現了大型祭祀場和精美的白陶祭器，早熟的宗教祭祀和空間觀念逐步形成……

到距今六千年前后，文明化進程開始加速。黃河流域的粟黍向長江流域傳播，水稻則向北傳到漢水流域和黃河中下游。此時人口、聚落顯著增多，形成中心性聚落，如河南靈寶鑄鼎原遺址群，出現了數個規模達百萬平方米的大型聚落。

2019年至2021年，在山西夏縣師村遺址，考古工作者發現了龐大的中心性聚落。聚落修建了環繞的壕溝，寬約4米、深約3.5米，是后世護城河的雛形。軍事防衛已成必須，意味著聚落之間出現了戰爭，這也是社會復雜化、聚落中心化的表現�？脊殴ぷ髡哌�從泥土里挖出了六千年前的石雕和陶雕，形狀像桃核，其實是對蠶蛹的模仿。這些蠶蛹雕塑是中國目前最早的蠶蛹形象，加上出土的�？苹ǚ�，考古工作者推斷，此地先民已經開始養蠶繅絲了——這是絲綢起源的重要線索。師村遺址作為一只可供解剖的麻雀，反映出了六千年前后一座“大城市”的樣貌。

到了距今5500~5000年，各地區相繼正式進入文明階段。此時社會復雜程度與六千年前又不可同日而語了。

山西陶寺遺址（局部）。圖/國家文物局

最近發現的一處此類遺址，是中原地區的河南鞏義雙槐樹遺址，距今約5300年。在2013年至2020年的持續發掘中，考古工作者發現了面積達117萬平方米的都邑性聚落遺址，遺址被內壕、中壕、外壕三重寬大的環壕圍繞，形成嚴密的防御體系。一些考古學者認為，這個中原文明核心區——河洛地區出現的遺址，填補了中華文明起源的關鍵材料。此前30多年，長江中下游良渚古城和西遼河流域牛河梁遺址的發現，讓中原地區在這一時間段相形見絀，產生所謂“中原地區文明洼地”的疑惑。雙槐樹遺址被認為是打破“中原洼地論”的一個證據。

老牌“明星”遺址良渚古城和牛河梁遺址的發掘至今仍在持續。近期國家文物局發布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最新進展中，牛河梁遺址又公布了新的成果。在考古學上，牛河梁遺址的重要意義在于，它是中華文明起源多元論的證據之一，顛覆了中原文化大一統的傳統觀念。由此證明，中華文明并非從始至終都是中原主導，5000多年前各地區分別邁入了文明時代。在文化交流與融合進程中，中原文明逐步形成并擴大領先優勢，最終成為中華文明的主導，理解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多元一體”至今仍是核心框架。

越久遠的歷史越飄渺，土壤里留存的證據也越發稀疏殘缺。還原先民從八千年前走到五千年前的艱辛歷程，不僅可以滿足我們對過去無窮的好奇心，也可以更準確地回答：我們是誰，我們從何而來。

不論八千年文明起源是否能得到普遍認同，回望八千年前發生了什么，無疑是有意義的。它在更長遠的尺度上，讓我們觀察人類社會的進化，也在感性層面上啟發我們，雖然我們的生活與遠古先民已經迥然不同，但也有些東西亙古不變。

記者：倪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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